君山，古称湘山、洞庭山，浮于八百里洞庭湖中，与岳阳楼隔水相望。全岛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，却有七十二峰错落，古迹星罗。这里是二妃殉情处，是柳毅传书处，是吕洞宾朗吟飞过处，也是无数文人墨客登临吟咏处。千百年间，它始终以一枚青螺的姿态，静卧于烟波浩渺之中，不语不争，却令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，心生向往，又生出无限的感喟。
这是我的第二次君山之行，时节依旧是初春。
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初春，我初次到访此地。彼时，唯有搭乘轮渡方能登上这座岛屿。
若有似无的雨丝，与阵阵冷风交织，迷离了我的双眼。渡船在浩渺烟波中悠悠晃晃地前行，周遭云雾空濛，宛如仙境一般。许久之后，远远眺望，那如青螺般的山影在雾霭里逐渐变大、变近，我的心中满是期许。
那时，既没有宽阔的桥梁横跨两岸，也没有平整的环岛公路蜿蜒伸展，唯有一艘老旧的渡船，突突作响地划破水面。它载着一船的好奇与憧憬，缓缓向那枚青螺般的岛屿靠近。
当船靠岸时，我需踏过一级级石阶。湖水就在脚边拍打，溅起的水花不经意间打湿了裤脚。这恰似一种亲密无间、带着水汽的迎接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与这方天地的初逢之喜。
如今，人们能够驾车直接抵达岛上。当车辆驶过桥梁，那种曾令人心生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之感的诗意氛围已大为减淡。诚然，交通变得便利了，但总让人感觉有所缺失。这缺失的，大概正是那段在水面上悠悠飘荡的闲适时光，以及那从世俗之境渐入超凡之境的过渡体验。
新建的游客中心取代了昔日的渡轮的码头。那种登岛的感觉，与想象中该有的古意大相径庭。
广场上停着花花绿绿的旅游大巴，出租车懒洋洋地趴着等客。人群涌向售票处、洗手间，喧嚷如集市。我站在大厅里，望着墙上那张巨幅导览图，上面用红红绿绿的线条标着各个景点——二妃墓、柳毅井、传书亭、湘妃祠。这些名字，二十年前曾经游历过得地方已变得记忆模糊，怎么也拼凑不起一幅完整的画面，内心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东西。依稀记得当年登岸后，行走在竹林山径间，满山绿意葱葱，行走中初春新发的竹笋顶破土层，带着泥土突然滚落在脚边，带给一丝惊诧和细腻，那蓬勃的生机至今犹在眼前。如今景区虽经改造升级，却愈发怀念往昔那充满野趣、漫无目的的游历——走到何处是何处的邂逅，反倒更为真切。
景区空地上，矗立着两尊石雕应该是现在才有的，一左一右，宛如沉默的门神。
左边那尊，是一位仰头坐靠的老者。他半倚半坐，身子微微后仰，头颅高高扬起，目光投向远方的天空，似在凝望，又似在等待。衣袍层层叠叠，刻痕虽被风雨磨得圆润，却仍能看出宽袍大袖间那份疏放不羁的气度。下颌微微扬起，胡须隐约可辨，整张脸上呈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情——既非悲戚，亦非欣喜，倒像是历经天地对话之后，沉淀下来的旷远与宁静。
他背后的石刻上的诗。行书，笔画洒脱奔放，如云烟舒卷：“帝子潇湘去不还，空余秋草洞庭间。淡扫明湖开玉镜，丹青画出是君山。”这是摘取李白《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》其二的句子。
诗中的“帝子”，是娥皇与女英——舜帝的两位妃子，传说她们溺于湘水，化为湘水之神，居于君山。她们一去不返，只留下秋草在湖间年年枯荣。而洞庭湖平静如镜，清澈明亮，像是被人淡淡扫过的玉镜；君山如一幅丹青，静静地铺展在水面之上。李白写此诗时，想必也是面对这一湖秋水、一山青翠，生出同样的感喟罢。
右边一位老者稳坐椅子上，那尊应是刘禹锡。他背后的石碑上，镌刻着他的《望洞庭》：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色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字迹工整，一笔一划透着端庄。我伫立在碑前，轻声念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。这首诗本耳熟能详，然而站在这君山脚下、洞庭湖边再度诵读，别有一番滋味。“遥望洞庭山水色”——回首望去，君山正静卧湖心，满目苍翠，可不就是一枚青螺么？
一左一右，一诗一咏。李白的诗，写帝子、秋草、丹青君山，带着仙气，又透着怅惘；刘禹锡的诗，写湖光、秋月、白银青螺，意境澄澈宁静，举重若轻。两位诗人，两首诗作，跨越了半个中唐的时光，在这君山门口悄然相遇，为这一方山水平添了无尽诗韵。
我在两尊石雕石碑间伫立良久。君山依旧是那座君山，洞庭依旧是那个洞庭，一千多年悄然流去，诗仍在，石仍在，而来来往往的人，不过是诗句与石像之间的匆匆过客罢了。
重修后的洞庭庙坐落于景区入口不远处。灰墙黛瓦，殿宇巍峨。石柱上蟠龙张牙舞爪，山门悬着黑底金字的匾额——“洞庭庙”。按《巴陵县志》载，“洞庭君相传为柳毅”。然而庙中所供究竟是哪位水神，塑像并未给出答案——或许历代的洞庭神都已融合于这一尊之中了。
庙宇两进，前院后殿。院子里略显冷清，几株古柏枝叶苍苍，不知栽于何年。石香炉中积着厚厚的香灰，插着几炷残香，青烟袅袅，散在午后的阳光里。正殿光线昏暗，殿中央一尊金身塑像，高约丈余，头戴冕旒，身着龙袍，面容庄严中带着慈祥。供桌上摆着水果、点心，还有塑料花，颜色鲜艳得有些不真实。供桌一角，照例摆着红色功德箱，贴着“功德无量”四字。
我在殿里站了一会儿。八百里洞庭，自古是天险，也是粮仓。它养育了湖湘儿女，也时常发怒，掀翻渔船，淹没田舍。人们对它既敬且畏，于是便有了这庙、这神。范仲淹写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”，那是诗人眼中的洞庭。对渔民而言，洞庭并非供人观赏，而是讨生活的地方。他们或许不曾读过范仲淹，却深知每一次出湖都是一场生死博弈。这庙里的香火，比任何诗文都更真实。偏殿悬着一口钟，钟身铸满捐资者的名字，密密麻麻，皆是寻常百姓。轻轻一叩，钟声清越，久久回荡——往昔每个清晨黄昏，这钟声都会响起，告诉湖上船家：这里有一座庙，有一位神，在聆听他们的祈愿。
如今，来洞庭庙的游人渐少，大多数人更愿前往二妃墓、柳毅井、湘妃祠。洞庭庙宛如一位被遗忘的老人，默默伫立在湖岸一角，守着神位，守着湖水。但在我看来，这座庙才是君山真正的主角。二妃的眼泪、柳毅的传奇、吕洞宾的诗句固然动人，然而它们属于“文化”，是精神层面的东西。而洞庭庙，关乎生计，关乎生死，涉及一个个具体的人、一条条鲜活的命。倘若没有这庙里供奉的神，没有百姓的敬畏与祈求，君山便只是一个文化符号，而非一座充满生机的岛。
跨出庙门时，一位老者手提供品迎面而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，用方言说了句什么。我未完全听懂，大约是问候。我也点头，报以微笑。随后，老者沿着湖岸渐行渐远，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中。我伫立在庙门前，望着“洞庭庙”的匾额，心中蓦地涌起一种感触：百姓尚有信仰，心中尚有敬畏；这座庙仍有香火延续，仍有人铭记，仍有人需要。仅此，便已足够。
湘妃祠坐落于路旁，灰墙黛瓦，飞檐翘角。“江南第一祠”的烫金匾额，在午后阳光中闪烁着光芒。这“第一”的名号看似夸大，然而走近细观，便觉此祠自有一股沉静的气度——不似新修庙宇那般轻浮的金碧辉煌，也不似破败古迹那般残垣断壁。它就这般安静地矗立着，不高不矮，不大不小，恰到好处。青砖墙的缝隙间，生长着绿茵茵的青苔，宛如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门口的解说牌上写着：该祠始建于战国晚期，1980年重修，供奉湘水之神。读罢这几行文字，心头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——那些流传千年的传说，那些脍炙人口的诗句，还有两千年来积攒下的眼泪与叹息，就这样被压缩成几行工整的字句，未免显得过于轻巧了。上次来时是否有过这样的感慨，我已记不真切；但此刻这番唏嘘，却是真真切切的。
跨过门槛，迎面便是天井。阳光从四方天井倾洒而下，照亮了青石板，明亮耀眼。一只石鼎中积着雨水，水面漂浮着落叶，水底沉着一些硬币。正殿内光线昏暗。娥皇与女英并排端坐，头戴凤冠，身披霞帔，面容端庄。彩绘已有剥落，露出泥胎，一道细细的裂纹从脸颊延伸至脖颈，恰似泪痕。殿内十分安静，仅有我一名游客。供桌上的香炉积着厚厚的香灰，几炷残香正袅袅升起青烟。
我伫立于此，不禁想起屈原的句子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两千年前的诗句，至今读来依旧鲜活如初——仿佛帝子刚刚降临，秋风刚刚吹起，木叶刚刚飘落。
仰头望去，神龛上悬着“舜帝二妃”的匾额；匾额正下方，供桌一角摆放着深红色功德箱。匾额与功德箱，一高一低，一虚一实。匾额承载的是两千年前的故事，是传说，是精神，让人抬头仰望；功德箱反映的是此时此刻的现实，是物质，引人低头审视。
它们之间虽仅相隔一小段距离，却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。
二妃墓就近在咫尺。一座不高的石碑上，镌刻着“虞帝二妃之墓”。其旁的解说牌上，仅以“双双攀竹痛哭，投水殉情”这九个字概括——两千年的悲戚哀伤，竟如此浓缩于寥寥数字，镌刻在冰冷的碑石上之上，任由风雨侵蚀。坟冢不大，其上青草萋萋，在春日映照下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
墓前石阶两侧，矗立着两只石兽，已然残损，一只缺了耳朵，一只断了尾巴，却依旧憨态可掬地蹲伏着，仿若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长眠于此的两位女子。
墓的四周，斑竹疏疏落落地生长着，竹竿上紫褐色的斑点密密麻麻。微风穿过竹林，发出细微的声响，恰似有人在低声啜泣。
我缓缓蹲下身子，目光专注且细致地端详着那块省级文保碑。碑石质地略显粗糙，当指尖轻触其上，丝丝凉意沁入肌肤，令人顿生一种踏实笃定之感。
这碑上寥寥数语，其背后实则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不懈努力。正是他们的付出，才使得这座看似平凡的坟冢得以完好保存，未被岁月的长河所湮没。也正因如此，让我们在跨越千载时光之后，仍能够一次次伫立于此，凭吊往昔。
眼前这片竹林，不像是人工栽植的，倒像是自然生长而成。一丛丛，疏密有致。竹子不算高大，却个个挺拔笔直。青绿的竹竿上，密密麻麻布满了紫褐色的斑点，深浅不一，大小错落，恰似溅落的墨点，又宛如凝干的泪痕。
林边的解说牌上写着：斑竹，又名湘妃竹，是刚竹的变种。相传二妃在君山听闻舜帝崩于苍梧的噩耗，攀竹痛哭，泪洒成斑，遂得此名。
毛泽东在《七律·答友人》中写下“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”，借斑竹之泪，寄托对亡妻杨开慧烈士的无尽思念。传说娥皇、女英被封为湘水女神，那高洁的身影，在这位伟人心中便化作了杨开慧的模样——斑竹上的每一滴泪痕，既是古人的哀恸，也是今人的追怀。
我伸手摸了摸最近的一根竹子。竿子光滑，清凉，那些斑点微微粗糙，像是嵌进了肌理，再也抹不去了。两千年前，两个女人在这里哭，抱住竹子，哭得肝肠寸断；千百年后，另一位诗人同样借这斑竹的泪痕，抒写对亡妻的刻骨追思。竹子记住了这一切——每一滴眼泪化作一个斑点，每一个斑点都是一声叹息。
在竹林的幽深之处，有一株老竹，其斑点格外繁密，几近连成一片。此时，刘禹锡的诗句“斑竹枝，斑竹枝，泪痕点点寄相思”蓦地涌上心头。世间最苦的，并非生死诀别，而是诀别之后，生者仍需独活于世，在无尽的思念中辗转煎熬。斑竹所承载的那份情感，让舜帝二妃的故事愈发引人深思，令人感念不已。
柳毅井旁矗立着传书亭。亭子高踞，内里空荡，俯身俯瞰着那口古井。井口的石栏因长年触摸，已然光滑发亮。
解说牌上记载：柳毅井原名桔井，始建于隋。相传湖湘书生柳明英赴京赶考途中，遇见一位在荒野牧羊的女子，竟是遭财主金百万迫害的龙女三公主。柳明英心怀侠义，毅然循桔井下海传书，终使龙女获救。
然而我熟知的版本，却是唐代文学家李朝威的《柳毅传》。那故事说的是：洞庭龙女远嫁泾川，受丈夫与公婆虐待，在荒野牧羊。幸遇书生柳毅，受托传书至洞庭龙宫。龙女的叔父钱塘君怒而营救，将龙女接回。钱塘君等感念柳毅恩德，欲令他与龙女成婚。龙女早已对柳毅心生爱慕，自誓不嫁他人，几经波折，二人终成眷属。
读到这里，我不禁愕然——眼前这个版本，平添了一位“金百万”，还把洞庭湖的成因说成是龙太子沉了金家的庄园。这显然是民间口口相传的变异。然而，传说本无所谓真假，历经一代代人的讲述、添改、删削，故事在每个人口中都会呈现不同的面貌。这恰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：正因它是活的，所以才会不断演变。
亭柱上刻有一副对联，好像是新刻写的：“海国旧传书是英雄自儿女，湖山今入画有忠信涉波涛。”此联对仗工稳，意境深远。柳毅所凭，并非法力高强，亦非武艺超群，而是一腔仗义豪情，一份对他人苦难的恻隐之心。这般质朴的善意，远比任何神通法术都更能撼动人心。原本不过一口枯井，因了这份忠信与想象，便化作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美丽传说。
路边蓦地出现一片浓郁得难以消散的绿荫，那是一棵古老的朴树。远远望去，它仿若从大地中骤然喷涌出的一团墨绿云朵，又似一把撑开的巨型伞盖，遮蔽了方圆几十步的天空。树干极为粗壮，需三四人合抱方可围拢。树皮皴裂，一块一块的，宛如老人手背上的皱纹。树干上悬挂着一块绿色的牌子，上面写着：树龄一千一百九十年。
一千一百九十年。我伫立在这块牌子前，内心忽然归于平静。从这棵树被栽种的那一年算起，中国尚处于唐代。彼时，李白离世还不到百年，杜甫的诗作仍在世间广为传颂，而白居易尚未诞生。朝代更迭，从唐到五代，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再到民国，直至如今——这棵树见证了一切，却始终缄默不语。
我在树根处坐了下来。那根拱出地面的树根宽阔得如同一条板凳，坐上去既凉爽又安稳。背靠着树干，粗糙的树皮硌着后背，并不让人感到难受，反倒像一位沉默的老友轻轻拍着你的背。一只蚂蚁沿着树皮缓缓向上爬行，速度极慢，走走停停，仿佛在丈量这棵树的岁月。望着它，我忽然忆起我大姨房背后高坡上那颗老柿树。那棵柿树已然不复存在，而眼前的这棵朴树却依旧挺立。
毗邻古树处，有一座石亭，亭中悬着一口铁钟。钟色黝黑，泛着冷峻的光，这便是闻名遐迩的飞来钟。解说牌记载：南宋初年，钟相、杨幺于洞庭湖区发动农民起义，在君山构建营寨。百姓爱戴义军，集资铸钟，悄然悬于大树之上，为义军报警。义军以为是神仙相助，钟从天外飞来，“飞来钟”之名由此而生。原钟毁于“文革”，如今这口钟是1979年翻铸的。
我步入亭中，伸手轻叩钟壁。钟声沉闷，发出“嗡——”的声响，并非如想象中那般清越悠扬，倒似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钟身上铸有花纹，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已显得模糊不清。我仰头凝视着它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八百多年前。当起义军屯驻君山时，百姓偷偷挂起这口钟，满心祈愿它能护卫义军为其开创一个太平盛世。后来，起义失败。百姓对义军的那份深情和期许，既难以被摧毁，也无法被翻铸。
然而，望着这口铁钟，心中却生出几分复杂的滋味。飞来钟的毁与铸，固然是历史的痕迹和遗憾，却又让人不免思量：那些被冠以“起义”之名的往事，真的都如传说中那般光明磊落么？
晚清时期，那场给江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太平天国运动，不也曾被冠以“农民起义”之名么？那些凭借裹挟民意而掀起的暴力变乱，终究不过是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又一次轮回，骨子里依旧难逃王朝循环的旧辙。由此观之，在中国历史的叙事中，“起义”二字里的那个“义”字，早已变了味道——它未必是一个褒义词。
或许，这口“飞来钟”所承载的，并非全然是忠义与浪漫。历史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叙事，善与恶、义与暴，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于同一面旗帜之下，令人难以轻易地给予褒贬评判。
风从湖面吹来，穿过树林，穿过亭子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那口钟微微晃动了一下，却并未发出声响。八百多年悄然流逝，官兵早已消逝于历史的长河，起义军也不复存在，就连那个促使他们揭竿而起的年代，也已灰飞烟灭。如今这口钟的使命不再是报警，而是提醒——提醒来到此地的人们：曾经有一群人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为了果腹之食、生存之气、尊严之存，毅然拿起武器，拼死抗争。
一片狭小的空地上，坐落着龙涎井。井沿由灰白色麻石砌成，历经岁月打磨，变得圆润光滑，生长着绿茵茵的青苔。铁栅栏覆盖井口，透过栅栏向下望去，水面清澈明亮。据记载：君山外形仿若巨龙，人们依据山的形态，赋予龙口、龙眼、龙腭、龙舌、龙尾等名称。此处为龙舌所在，原本有一眼泉水，好似舌尖淌出的涎水。泉水清澈澄净、甘甜醇美，若用其冲泡君山茶，滋味极为甘醇美妙。于是人们砌井蓄水，命名为“龙涎”也无非是牵强附会而已。此井是君山五大古井之一，井中泉水清冽纯净，终年不涸。
我在井沿上坐下，石面带着丝丝凉意，十分惬意。四周一片静谧，唯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“龙涎”这个名字着实美妙——中国人替景物取名，向来毫不吝啬地赋予其最为华丽的想象。一处泉水，只因位于“龙舌”之上，便被视作龙的涎水。这种想象既大胆又贴切，既荒诞又可爱。龙的涎水，该是何等珍贵之物？用它泡制的茶，自然也增添了几分仙气。俯身凑近井口轻嗅，并无任何气味——优质的水本就没有异味，只有一种清冽、干净的感觉，宛如雨后的空气，又如初春的晨露。
岛的最高处，一座亭子隐匿于苍翠之间。它灰瓦红柱，飞檐翘角，宛如一只敛翅的鹤，静静地栖息在山巅。此亭便是朗吟亭，乃是为纪念吕洞宾而建。
传说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之后，曾飞越洞庭，并在此处朗声吟诗。亭内石碑上刻有吕洞宾画像，画像旁题有一首七绝：“朝游北越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”
年少时诵读此诗，只觉畅快淋漓、豪迈奔放，以为吕洞宾当真如仙人一般潇洒，不沾染一丝世俗尘埃。然而此刻伫立在这亭中，凝望着那片他曾朗吟飞过的湖水，心中忽然涌起别样的感触。“三醉岳阳人不识”——这句诗中蕴含着寂寞。他身为神仙，本不应在意凡人是否认得他，可他还是将此写入诗中，可见他内心是介怀的。在那份潇洒的表象之下，实则藏着一丝不被人理解的落寞。
我在亭外的石栏上坐下，清风从湖面拂来，带着水汽，凉飕飕的。吕洞宾若真曾站在此处，他所目睹的景象，大约与我此刻所见相差无几。
一处平台上矗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着刘禹锡的《望洞庭》。我转过身，将目光投向洞庭湖。午后的湖面波光粼粼，阳光仿若被揉碎成千万片金箔，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。君山横卧于湖心，满目苍翠欲滴，恰似一枚青螺安然放置在巨大的银盘之中。刘禹锡的这个比喻，堪称妙绝千古。
然而，我的内心忽然泛起一阵波澜——脚下的这片平台，不正是二十多年前我乘坐轮渡登岸之处么？彼时，船只靠岸，我踏上石阶，湖水就在脚边拍打着，湖面烟波浩渺，一望无际。如今，码头早已闲置，石阶半没于泥滩，只有几只锈蚀的缆桩还倔强地立着，像几个被遗忘的老人。湖岸线远远退去，露出大片高低不平的泥滩，上面印着丰水季节湖水漫过的水渍痕迹，一圈一圈，宛如岁月刻下的年轮。仅仅二十余年，便有如此沧海桑田之变，怎不让人心生感叹。
我转过身，登上一座牌坊。那便是君山景区的入口大门——上书“白银盘里”四字，正是取自刘禹锡的诗句。这座牌坊是当年轮渡靠岸后步入景区的起点，也是我此次重游、站在山门前“放下尘念”的第一站。它既是当年正式入园的标志，又像一道将湖光山色收拢于框中的巨大取景框，引导着每一个来人的视线与心境。我站在牌坊下，回望那半没于泥滩的旧码头，仿佛能看见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正从石阶上走上来，一脸兴奋，满眼期待。
再走下轮渡码头时，脚步已不如当年轻快。岁月改变了湖岸，也改变了一个人。可君山依旧是那座君山，青螺依旧卧在银盘之中——哪怕银盘已有了缺口。
湖水瘦了，君山却不曾小去——不再是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那般玲珑孤绝，倒像一枚搁浅的青螺，被晾在了泥滩上，有些狼狈，也有些落寞。
我忽然想起刘禹锡写这首诗时的情形。那是唐穆宗长庆四年秋天，他沿江东下，途经岳阳。那时，他因参与“永贞革新”已被贬谪二十余载，大半生都在穷山恶水之间辗转流离。但诗中没有怨气，没有牢骚，唯有一片澄澈与安宁。“湖光秋月两相和”——这份平静，不仅仅是湖水的平静，更是诗人内心的平静。他眼中的洞庭，想必是丰盈饱满、水天一色、横无际涯的。倘若他看到如今这般景象，不知又会创作出怎样的诗句。
风从湖面上吹拂而来，裹挟着湖面的水汽。君山岛静静地卧于湖心，宛如一个沉睡了千万年的巨人。它既不会因湖水的浩瀚而自感卑微，也不会因自身的玲珑而骄傲自满。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，做它的“青螺”——即便银盘已然变成草滩，它依旧是那枚青螺。这种态度，正是中国人理想中的“从容”。可我站在这闲置出入口紧锁的码头边，望着那退去湖水的湖滩芳草萋萋，心中还是生出几分说不清的失落和惆怅。不是对君山的失望，而是对时间的失望——它带走了一些东西，却没有留下相应的补偿。
回到车上，启动引擎，驶离君山。夕阳西沉，车窗外的景物逐渐变得模糊，最终完全隐匿于夜色之中。
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浮现的并非君山的自然景致，而是斑竹上的点点泪痕、柳毅井里静谧的清水、二妃墓前萋萋的芳草、那棵历经一千一百九十年沧桑的老朴树、朗吟亭上吕洞宾留下的诗句、宛如白银盘里沉默青螺般的君山，以及洞庭庙前那位老人佝偻的背影。这些意象交织在一起，令我在这正午的光照里生出几分恍惚的睡意。
朦胧之中，仿佛听见有人在吟诵：“湖光秋月两相和，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，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那声音忽远忽近，像是从唐朝飘然而至，又好似从洞庭湖上袅袅传来。
我猛然睁开眼睛——车窗外，正午的阳光白晃晃地铺在湖面上，刺得人眼前发花。仪表盘上几点反光跳跃着，明晃晃的，哪里有什么漆黑？原来方才只是一场梦。
然而，我又想起李白那句“丹青画出是君山”。画中江山，梦里江山，眼前的江山——究竟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幻？帝子早已远去，秋草年年枯荣，可这君山、这洞庭，不还是两千年前的那幅丹青么？梦也好，醒也好，不过都是画中的过客罢了。
又有谁能断言，那不是真实的呢？
后 记
二十多年后重访君山，归来后，心中一直萦绕着一种说不清的怅惘。不是对君山的失望，而是对时间的失望——它带走了一些东西，却没有留下相应的补偿。我试图在文字中打捞那些逝去的片段：渡船上的期待，石阶边的湖水，竹林间滚落的春笋……可文字终究是文字，它们代替不了记忆，也填补不了时间留下的空白。
然而，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，本身便是一种慰藉。那些曾经打动我的传说——二妃的眼泪、柳毅的忠信、吕洞宾的寂寞、小乔的守候——在重述中，仿佛又获得了一次生命。它们或许无法让湖水回到从前的丰盈，却能让我的心境回到从前的澄澈。
人说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，其实烂笔头也记不住什么。能记住的，不过是些片段、些情绪、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。但这就够了。来过了，看过了，记下了，便不负这一趟山高水长。
倘若再过二十年，我还会不会再来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君山还会在那里，洞庭湖还会在那里，斑竹上的泪痕还在，古树上的年轮还在。它们不会老，老的只是我们。
是为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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